“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年夏季高峰会”于8月24日至26日在南昌举办,主题为“中国经济:初心与再出发”,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出席25日开幕式并演讲,题目为《在动荡的时代做不动荡的自己》。
“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动荡,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让祖国变得更好,我们都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希望跟着时代动荡,而是成为中流砥柱,为国家添砖加瓦。”俞敏洪解释,这是他起这个题目的缘由。
他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已经起到了对中国的发展以及我们企业家的甚至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现在这种放水,杠杆的作用、政府主导四万亿激发企业活力这样的作用已经逝去。俞敏洪认为,今后国家不管印多少钱、投多少钱,不太可能能激发中国企业整体的活力。所以,现在政府的去杠杆,不管是多么的痛苦,这是一个必经之路。“这种痛苦要熬过去,不光民营经济要熬,国家政府也要有能力熬。”
税减了但企业却感觉交了更多的钱
李克强总理开会上反复地强调要减税,主要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减税,企业的减税,还有五险一金的下降。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减税的政策是有的,但是倒过来在企业方面反而感觉到交了更多的钱,减税的结果是好像财政收入去年增加了10%,这个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来自于企业,意味着企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国家缴纳的钱更多了。俞敏洪表示,这就造成市场经济缺乏活力。
中兴号称自己是高科技集团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当然,企业不争气也让人很难受。俞敏洪曾经买了中兴的股票,结果现在基本都回不来。俞敏洪说,“更加要命的是,我发现中兴一年在科技研发中间的投入才十亿人民币不到,跟华为的几百亿投入相比,中兴号称自己是个高科技集团,真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俞敏洪用了四个词总结了,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四个理由——有人可用、有策可依、有圈可点、有计可放。
一,中国人是一批极具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只要给点阳光就灿烂。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只发挥了30%—40%。我们都是企业家,你是真的在做企业的时候全力以赴投入了吗?无所顾及地投入了吗?投入一切所有为你的企业发展努力了吗?根本没有,因为你投入的同时在害怕,害怕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害怕你投入太多以后政府一个政策把你的投入全部化为乌有,害怕企业之间互相的不诚信,各种害怕。而且中国其实有人可用还有另外一个要素,中国近十几年大学的扩招以及中国每年有五六十万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池根本没用起来,没有这样的机制让人才用起来。如果真的把我们这些人百分之百地放心用起来,我觉得中国至少还有30%—40%的经济增量,人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二,政府手里还有牌这个有牌不是刺激几万亿,也不是带来过分监管,而是给出真正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法规和政策。如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热情,如何为企业家开道铺路创造方便,必须变成政府的核心思维,而且这个思维必须涉及到观念的改变、思想的概念。
三,世界已经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中国的产品更加让世界认可。中国有两个最大的优势,第一是中国的制造业毫无疑问,尽管没有赶上德国的4.0,但是中国的制造业毫无疑问现在依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另外,中国的市场,不管是对外还是内部市场,仍然是全世界最巨大的。
拼多多、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利用人们的低级趣味赚钱
四,科技会改变世界。我们科技的整体水平是落后的,包括基础科技的研发,但是我们的科技应用水平却并不落后。但是我们科技应用水平通常做得不太好。
为什么呢?在基础科技方面整体提升投入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基础科技掌握在别人手里。科技的应用不仅仅是对国内实际上,我们科技应用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做的都是国内的生意,而且都是利用了人们的低级趣味。俞敏洪称,“不管是拼多多还是阿里巴巴,包括腾讯,都是利用了中国人民喜欢买卖东西、喜欢互相八卦的这样的低级趣味。”
他直言,一家科技公司创造出了真正的影响全世界的科技产品来才是厉害的,现在阿里巴巴有一点这样的苗头,但是如何真正升级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才是重要的。人工智能等极有可能能够催生出世界厉害的产品来,中国有大数据的优势,人工智能基于的是大数据,但是到底能不能起来,就看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高度如何,如果高度不够,依然是想着从老百姓身上低级趣味赚钱,我们依然永远起不来。
俞敏洪告诫,企业家不要昧着良心干事情,企业家要做有情怀的事情,而不是捞一把是一把的事情。现在之所以大量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一方面国家的宏观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家其实干的是捞一把是一把的事,哪儿赚钱往哪儿冲,哪儿能赚快钱往哪儿冲。“大量的人进入房地产,赚完钱把房子卖掉,房子倒了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把钱放在口袋里,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合伙人打架是必然现象有三个合伙人的创业公司我就不投了
他建议要建立互信机制。政府和民间必须互相信任,企业家和员工要互相信任。但是现在,企业家和员工也是不互相信任,各种劳资关系极其紧张,合伙人之间也不互相信任。
俞敏洪说,现在很多创业公司因为合伙人打架散伙的现象比比皆是,他直言,现在我投资都不要合伙人,“我要一个创始人才投,有三个合伙人的我就不投了。”因为投完以后搞不清你们哪天就打架,而且中国合伙人之间打架好像是一个必然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用自己举例,“当时我跟王强、徐小平打得要死要活,所以我深知合伙人不打是不行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猜忌和防范,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都是横行,做事情的潜在成本高到不可估量。”俞敏洪自己在教育行业,这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行业,但实际上,他至少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潜在成本上面,“我能做新东方的精力连二分之一都做不到。”
“相信企业家都是这种感觉,”法规不清、契约精神缺乏、社会道德沦丧。
高铁霸座男是典型缺乏契约精神的一代人
俞敏洪举例称,前两天暴露出来高铁上霸占座位事件,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是这样一代人,从小到大就没有教育他们什么叫契约精神,什么叫社会道德,什么叫遵纪守法。“中国新一代人从80后、90后到00后,对法规概念极其薄弱,对于过多保护自己的利益极其敏感。”
俞敏洪说:“我天天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我真知道年轻人怎么想的。像我们老一代企业家愿意献身为国家这样的情怀在年轻人身上很少很少有。”当然不排除有年轻人依然愿意为国捐躯,但这是整个人群现象。
“互信机制不解决,中国道德规范、契约精神、法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潜在成本将会永远存在,中国永远走不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俞敏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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